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汾阳杏花村及汾酒闻名天下，源于杜牧此诗。如今的杏花村，那种人在桥上走，水在桥下流；泪在桥上流，魂在桥下游的清明感伤意境早已不复存在。杏花村因为酒业的蓬勃发展，如今已成为诗、酒、画、游、娱多位一休的综合性旅游度假区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古时酿出汾酒的那眼“神井圣水”，现在作为文物保存下来，建有“古井亭”。人未近前，井水清香已沁人心脾。井壁上有清初著名的大学者、书画巨匠傅山先生亲笔题留的“得造花香”四字赫然在目。在古井亭附近分别建有酒都书画馆，历代名人题咏碑刻和酒史博物馆，详尽地展示了汾酒两千多年的发展脉络以及由此产生的汾酒文化（太原道注：有关汾酒参见本站山西民俗之土特名产）。古代著名的诗人如李白、杜甫、韦应物、崔颢、陈子昂、傅山等对汾酒情有独钟，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。汾酒人似乎在古文化的盛名中浸润得太深太久了。进入今天市场经济以后，山西汾酒发生了一系列跌跌荡荡、起起落落的故事。在我个人印象中，山西汾酒在近十年中至少面临着三次较大的挑战，有的已从容应对，有的仍潜伏危机。
其一，名分之争。杜牧诗《清明》家喻户晓。然而最早对汾酒地位发起挑战的，是杜牧曾在其地担任过十年守吏的安徽贵池县人。该地也有“杏花村”，产“汾酒”。贵池人言：杜待所展示的“杏花、春雨、江南”式的感伤意境，应在南方的杏花村。地处朔方的山西杏花村属“骏马、西风、塞北”式的景观，与杜诗意境不符。甚至扬言：杜牧一生多在江南任职，从未踏足三晋，所以《清明》一诗所寻找的杏花村应在江南。此言一出，学界哗然。危急时刻，还是山西的文化名人们挺身而出，救汾酒于危难中。他们举出杜牧另外一首《并州道中》：“行役我方倦，苦吟谁复闻。如何遣君子，高卧醉熏熏……”以此驳倒了安徽人有关“杜牧从未踏足山西”一说，而且杜牧这两首诗前后相连，意境相同，正宗杏花村当在山西汾阳。汾酒又一次从文人相争中受益。
其二，假酒之累。近日赴沪，上海人为尽地主之谊，使宾客欢悦，每食除点上海奇珍异鲜之外，必要山西陈醋和山西汾酒。陈醋每点必到，而汾酒却屡呼无应。在大上海著名的食处如浦江龙船酒店、沈记靓汤、由由大酒店、金泰力俱乐部等无一例外。其实个中原由，不言而喻：朔州假酒案遗患仍在，以至上海有些酒店拒之席外。不仅大酒店如此，南京路上的不少名酒经销店都见不到汾酒的踪影。
其三，较之以往，汾酒缺少了应有的文化亲和力。自古以来诗酒结缘，而使汾酒受益。但近年来汾酒人大举投资广告市场，而对文化母体的投资相形见拙，在大型文化活动、文化设施建设方面，尤其是与文人关系上缺乏亲和力，当年汾酒与杜牧、李白、傅山等文人墨客的亲密关系早已不复存在。在当今文化名人的笔下鲜见汾酒情怀。汾酒人如果只注重广告投入，而忽视了与文人的关系，历史名酒一旦脱离文化母体，就变成了一种俗不可耐的商品。汾酒单纯要与那些庸俗的商品竞争，显然不占资金和市场优势。所以，汾酒要摆脱困境，还要走文化兴业之路。
作为山西人，从青少年时代我们就因拥有汾酒而自豪。可是像我这样逢到外地出差，见不到山西汾酒，甚至发现外省人见了汾酒，还有一种投鼠忌器的感觉，我的心里真不是种滋味儿。当我漫步在汾阳杏花村，浸润在浓郁的杏花香里，我真诚地希望这“天造花香”，成为天下人争相品味的宠儿。
(作者：张彦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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