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1737年，也就是乾隆二年，西北干旱遭遇粮荒，粮食价格居高不下。加之人口迅速膨胀，人均可耕面积骤减，使潜伏的社会危机日益显现。在西北各地的奏折中，经常提到市上“米价腾高”，“民间有艰食之虞”，而且认为原因之一是酿酒业耗费粮食过分，很多大臣奏请在全国范围内禁酒。为避免禁酒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极端化和盲目性，乾隆先后组织朝臣和封疆大吏针对禁酒的具体细节进行分析，并且对禁酒的利弊和可行与否进行了一番讨论。
某日，乾隆帝宣甘肃巡抚德沛与山西巡抚严瑞龙觐见。先是乾隆帝赐御酒相饮，后谈到禁酒令的可行度时，甘肃巡抚德沛说：甘肃本地使用糜谷和大麦酿酒，通盘核算其成本和利润，每一斗糜麦酿得烧酒仅获利银五分。因利润微薄，且甘肃省储粮不足，百姓又珍重糜谷，他们自然少酿烧酒，故无需官府严禁。至于市面所售白酒，俱来自山西，就是山西的汾酒。因其来路遥远，酒质甘醇，价格昂贵，所以只有富裕的大户人家才能享用得起。至于普通百姓，他们是想喝也喝不起呀！若要禁酒，应该从山西开始。
乾隆帝抿了一口杯中的汾酒说：宫里的御酒都是用汾酒，朕也时常饮用一些。
山西巡抚严瑞龙见机禀报：山西酿酒业唯汾州府最为发达，汾州府杏花村所酿之汾酒远近闻名，该地民间酿酒世代相传，已成规模宏大的产业，为百姓生计所系。当地依赖皇恩浩荡，连年丰收，并无缺粮之虞。若行禁酒之令，一者与当地情形不合，二者于百姓生计不利。若由此引起百姓怨恨，尤关长治久安大计。
乾隆帝听后龙颜大喜：山西汾酒绵甜甘醇，确为人间佳酿，既为朝廷贡酒，又涉百姓生计，朕以为可不禁。随即拟旨：晋省汾酒可在不禁之列，余当另论。
至此，汾酒在白酒历史长河中又一次得到了优先发展的机会。乾隆帝偏爱汾酒的故事也由此传播开来。
欣赏：汾阳人拍摄的短片《乾隆帝与汾酒》 |
